1937至1938年間，在兵燹將至的氛圍下，史語所人員與設備陸續自南京遷往長沙，旋即再遷往雲南昆明，1940年又再度遷往四川李莊。在昆明約莫三年左右的時間中，學者們即便身處戰火的威脅，依然致力於學術研究。當時語言組的楊時逢（1903－1989）、丁聲樹（1909－1989）與董同龢（1911－1963）等人趁機會對雲南的漢語方言作了較全面的考察。1969年，楊時逢利用當時的調查記錄，在台灣出版了《雲南方言調查報告》，書中詳列了100多個調查點的語音記錄。
目前檔案館藏鋁製唱片中，有190多片雲南音檔，大部分即是當時田野調查的錄音。當時錄音頗節省材料，不少唱片正反面錄了不同地區的音檔，平均一個調查點錄音3面，共計1.5片鋁製唱片。此點與楊時逢著作中記述每個調查點錄音四面唱片略有不同，實物可補充記憶之不足。
楊時逢先生著作另提到，鋁片音檔皆因後來在四川時遇到潮濕氣候，鋁片生鏽受損，無法聽記。檔案館在今日技術協助下，得以還原部分音檔。其中錄有師宗地區狐假虎威故事的音檔，還留有一段特殊的音頻。
本段音檔錄於1940年4月25日，能聽見發音人唸著讀本，同時還雜有警報聲響。查核1945年雲南防空司令部編印的《雲南防空實錄》，4/25該日確實有日本敵機兩度飛往滇越公路。當時規定敵機到達300公里附近應發佈預行警報，250公里附近即應發佈空襲警報。紀錄顯示當天昆明早上9：02發佈預行警報，並在之後發佈空襲警報；12：40又發佈另一次預行警報。師宗位於滇越公路與昆明之間，唱片錄到的警報聲應即這兩次日機空襲所致。音檔意外記錄了史語所在戰爭陰影密佈之際，仍堅持記錄方音的學術精神。